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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在美術館裡展示，就自動使其成為一件藝術品？
是否藝術愛好者、創作者、美術館管理者，這些頭銜就自動使其成為一個更好、更有人性關懷的人？
去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獎影片《The Square（抓狂美術館）（瑞典）》，片首就丟出這兩個問題。
隨著劇情進行，導演剝開這些光鮮亮麗人物與作品的假象。比如在一場行動藝術表演中，模仿猩猩的藝術家出現在高級餐廳中，用餐者被要求靜止不動，任由藝術家恣意妄為，直到藝術家侵犯一位女士，眾人才終於出手阻止。
又比如美術館中的沙堆藝術，被粗心清潔工弄亂，館員驚嚇得有如梵谷的畫被破壞。
相較於穿著時髦知性、顯得高高在上的藝術工作與愛好者，導演不時把鏡頭轉到遊民身上，似乎在訴說，與其把力氣用在支持或創作那些鬼扯蛋藝術品，不如用在關心弱勢者，或家人朋友同事身上。
美術館長的主角以他的地位與權勢，吸引女同事與他共度一夜。事後女同事要去浴室，伸手要拿館長的保險套去丟，館長不願意，擔心女同事另做它用，女同事覺得受辱，和館長爭奪保險套。
這一場戲，展現了歐洲人極其高竿的幽默（卻又顯得悲哀），就是歐洲這樣進步的文明所衍生的理智與疏離，讓導演想藉此片探討與省思：我們是教養良好的衣冠禽獸嗎？
片中，上述女同事養的猩猩會畫畫，看似不輸美術館裡的沙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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